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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專訪: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

【編者按】2012年一季度,中國經濟下行趨勢開始顯現,出口、投資、消費皆乏善可陳,通脹壓力也超過預期。在此宏觀經濟格局下,記者訪問了復旦大學韋森教授。通過分析目前我國的宏觀形勢,且回顧凱恩斯與哈耶克經濟理論之爭,比照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韋森教授認為,改變我國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減稅富民,給民營企業減負,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才有望啟動內需。韋森教授還認為,既然整個經濟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們就要有心理準備,使我們國家和企業的發展戰略是對這一正在到來的“大轉型”的合宜應對,而不再期望和企劃通過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專案投資來逆這一大趨勢而維繫短期的高速增長。這樣才能在未來儘量避免出現大的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突然斷裂。未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從根本上來說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紅利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在倒逼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和發展構建良序的制度基礎和條件。

三駕馬車皆有隱憂

記者:在採訪您之前,我們走訪了一些民營企業和銀行,可以感受到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稅賦高企、融資困難等困境,而國家統計局給出的一季度經濟增長數據依然高達8.1%,這是否真實全面地反應了實體經濟的現狀?

韋森:按照2010年開始實施的我國《統計法》,虛報數字要受到行政處分甚至要追究法律責任的,但各個地區上報的統計數據是否準確和真實,每個季度的GDP數字是否反映經濟的真實走勢,我們卻不敢貿然判斷。舉個例子來說吧,2009年上半年,我國的外貿出口絕對值下降了18.1%,整個經濟非常困難,各地的工業用電量也大幅度下降,但我們的統計數據仍說2009年我國的GDP增長了7.1%,你信不信?信也好,不信也罷,但至少從這個事例我們可以認為,不要盡信短期--如季度的GDP統計數據,因為這一個短期指標並不一定反應經濟的實際變化。

我最近在江浙一帶走了一下,從地方和企業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業普遍感到比較困難,資金緊張、稅負很重、工資成本也在上漲,這都是原因。最近,一些浙江的出口企業反映說,都到4月份了,今年的出口訂單卻不如往年那麼多,這也部分說明瞭問題。近來,一部分經濟學家樂觀地認為,中國經濟在4月份將“探底回升”。我覺得這種觀點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現象,從長期趨勢看,中國經濟在整體上已經出現了增速下行的跡象。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我國三次潛在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按照中金公司專家組的研究,自2006年以後,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開始下降,這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看來是一個自然趨勢。最近,吳敬璉老師就講,中國到處能賺錢的機會不會再有了。從長期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的巨大轉型正在發生,且必不可免。

目前我對全球經濟還不是太悲觀。到今年9月份,美國到期的次貸就基本上消化完了,美國經濟會開始慢慢復蘇。IMF等國際組織曾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大致有2%的增長,並且最近還調高了對各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但是,要知道,到目前為止,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恢復性的增長。因為,在2008年~2009年的經濟衰退中,美國的GDP總量萎縮16%點多,經過兩三年的恢復性增長,目前才大致回到衰退前的水準。我的判斷是,美國和西方各國經濟,既不會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機前多年較快的增長了。這種世界經濟格,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差不多到了頂峰。去年,我們的外貿出口雖然比2010年有增長,總量增加了20.3%,但對GDP的貢獻卻是負5.8%。今年我國外貿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可能還是負的,甚至比去年負的幅度還更大。另一方面,前幾年啟動的一輪大的基建投資高峰也即將過去了,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在慢慢減弱。現在,至多再花幾萬億去修建之前已經開始興建的“鐵、公、基”設施投資專案。這一波投資高峰在未來幾年時間裏會過去,但是留給地方政府的是巨大的負債。這些負債依靠地方融資平臺借債或者通過銀行貸款來承載的。隨著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債還舊債,還要發新債來謀發展。最近各地政府不是又開始發地方債了?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有點像是一個“抽鴉片的癮君子”,長期難以為繼。如果貢獻了我國絕大部分就業的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大家都不做實業了,光靠政府投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

最近有消息說,發改委看到我國宏觀經濟增速開始下滑,又開始批專案了,這非常荒唐。我們國家的經濟已經高速增長30多年了,尤其是加入WTO後,我國已有十多年黃金時代的超高速增長。2011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47萬多億元了,人均GDP也超過了5000美元,達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準,現在,我國的宏觀經濟增速開始放緩,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我們的整個宏觀政策導向,卻似乎要完全是逆這一經濟下行的趨勢,要繼續服“興奮劑”,這不對呀!且根本扭轉不了我們經濟增速逐漸下行的趨勢。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中國靠外貿及地方政府投資推動經濟增長都已減弱,三駕馬車似乎只剩消費了?

韋森:靠啟動內需消費來保增長?目前看來也比較困難,在目前中國的體制安排下,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個美好願望而已。根據GDP收入法核算,勞動者報酬占我國GDP的比重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來的40%左右。國民收入包括三個部分:勞動收入;企業利潤;政府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每年都為GDP增長的兩倍甚至更高,那麼,其他兩項自然就被擠下來了。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在下降,另一方面CPI還在漲,這就意味著普通居民家庭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很慢。另外,這些年來,我們的家電產品包括液晶電視、電腦、冰箱、空調等普及得已經很廣了,且我國的液晶電視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發達國家還要高。家電和其他耐用消費品一般有較長的更新週期。今年以來,我國汽車銷量增速也在下降。在這種情形下,指靠啟動家庭消費來啟動內需,恐怕是非常困難的。

近些年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乃至2011年3月通過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以及其他政府檔一直在說,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靠啟動內需來保持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速,靠提高居民家庭消費來保增長。但是,這將如何實現?如果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持續下降,怎麼啟動居民消費?怎麼靠啟動內需來保增長?要啟動內需,最簡單的還是提升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減稅,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總量減稅。要減稅富民,包括對民營企業減稅,才有望真正啟動內需。必須落實對民企--尤其是對中小民企,而不僅僅是小微(利)企業--的減稅,讓民企稅負減下來,能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來推動經濟增長。不能再讓過去那樣,老是想著靠政府花錢、靠大型國企投資、靠鐵公基大基建專案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必須改變我們現在這樣的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外貿出口增速開始下降,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正在過去,而居民消費又一直不能強勁增長,因此可以認為我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均動力不足,整體經濟增速逐漸放緩似乎就是改變不了的大趨勢。再說,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增速逐漸下行,應該是自然的。但是我們政府決策層,商界領袖和財經界人士,乃至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好像都還沒有多少思想準備。舉例說,企業利潤多年來逐漸下滑,一些企業的利潤率已經很薄甚至到了虧順的邊緣,但國有商業銀行卻仍然暴利;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出現了產能過剩,但要通過IPO上市的公司還在大量排隊;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了,但卻要不斷發新的更大規模的地方債來搞新專案;在加上一些根本在目前的即將發展階段上根本就不可能盈利的新興產業部門在國家的優惠產業政策激勵下還在盲目擴張……,等等,這均說明我們對即將來臨的中國經濟增速逐漸放緩所可能引致的“經濟的大轉型”還沒有多少思想準備。2011年以來出現的全國普放高利貸且時有各地企業家、老闆“跑路”甚至自殺跳樓等現象,只不過是對這一即將來臨的大轉型沒有準備和“過度投資”的一種外在表現而已。另外從整體上看來,政府決策層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支出導向,也還是逆這種目前體制安排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而為。

記者:您認為中國有可能出現滯脹(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嗎?

韋森:到今年4月底,中國的廣義貨幣總量已經差不多達到90萬億了。只要貨幣政策稍一放鬆,今年廣義貨幣M2超100萬億元應該沒有問題。如果換算成美元,中國的廣義貨幣已經目前比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大得多了。但是我們的GDP總量目前還不到美國的一半。廣義貨幣總量這麼大,一元GDP,一塊八毛多廣義貨幣,這種情況下,廣義貨幣稍“溢出”一點,中國的通貨膨脹就不得了。這是近兩年CPI一直攀高的根本原因。

當然也要看到,中國這幾年的CPI上漲,基本上都是由食品價格上漲所構成的。有關研究機構數據表明,我國的食品價格與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糧食期貨價格的變化基本上同步。這背後的邏輯是:美聯儲一“超發貨幣”,美國的貨幣政策一“寬鬆”,美元就貶值,芝加哥期貨市場的糧食價格和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價格就隨之上升,中國作為糧食、石油的進口國,CPI就接著“抬頭”。

最近,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到2014年底,美聯儲的基準利率還將維持在0~0.25%左右不變。相對歐洲國家,美國經濟的基本面要好得多,下半年之後,美國經濟恢復的趨勢可能會顯得更好一點。如果美聯儲不再推出QE3的量化寬鬆政策,美國經濟開始復蘇,美元走強,國際糧食價格、大宗商品價格就會回落,中國CPI上漲的壓力隨之也就會減小。

記者:同樣面對經濟危機,美國、歐元區、日本等世界主要的經濟體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反觀中國,是如此迥異於世界主要經濟體,對此您怎麼看?

韋森:我曾經對近幾年決策層頻繁地動用貨幣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2007年以來,決策層的貨幣政策頻繁應用,且常來個180度的大轉向。現在看來,央行貨幣政策的第四次180度的“大轉向”或將到來。一國經濟的運行,三四年裏就來了4次180度的大轉向,一會兒服“安眠藥”,一會兒打“興奮劑”,這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是在“熨平”經濟週期,還是在人為製造經濟週期?這樣頻繁且多變的宏觀調控政策轉向,會把好端端地經濟折騰出毛病來的!記得去年,周小川行長曾在上海講,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也在做“宏觀調控”,也一直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復蘇。這當然沒錯。但是,要看到,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的宏觀經濟政策,與中國大不一樣。從2001年美國幾個年級出現輕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聯儲一連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大致是朝著一個方向“調”的。貝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聯儲的帥印後,中間經歷了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和2008年~2009年的經濟大衰退,之後美聯儲維持量化寬鬆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現在。他最近還在強調到2014年底,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將維持在0到0.25不變。這說明美國最近10年裏,貨幣政策保持一個方向在“調”。

再看我們呢?五、六年裏發生了4次“貨幣政策調控”的180度大轉向:2007年中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還要對貸款“窗口指導”,靠行政命令讓各商業銀行縮減貸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國宏觀經濟增速下滑了,央行曾四次降息,並鼓勵商業銀行拼命放貸,三年期間,貸款放了20多萬億元快到30萬億了,超過2011年我國GDP的總量的一半。從2010年1月15日到2011年6月14日,決策層的貨幣政策又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向,提高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自2011年12月初以來,看到宏觀經濟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兩次“法准金”了。如果我們的貨幣政策再這樣繼續“寬鬆”下去,這不就是4次180度的貨幣政策大轉向了?我們這樣一個有著50萬億元左右GDP的經濟大國,能這樣折騰麼?我們的企業,我們的金融市場和投資者,又怎樣預期和應對這種頻繁的貨幣政策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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